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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歷史55講】張云主編 | 第36講:西方人對西藏的早期認識

      發布時間:2024-01-06 16:45:00 | 來源:中國藏學研究中心 | 作者: | 責任編輯:曹川川

      第4編 清朝西藏歷史

      清朝(1644—1912)是中國歷史最后一個大一統封建王朝??涤呵瘯r期走向鼎盛,制度建設成果豐碩,改革措施多種多樣,國力空前增強,經濟快速發展,人口有序增長。清朝統治者將新疆和西藏納入治下,強化管理,清朝統一多民族國家得到鞏固,最終確定了中國近代的版圖,積極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清朝對西藏地方行政、軍事、宗教、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管理措施逐步落實,冊封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制度,駐藏大臣制度,金瓶掣簽制度,攝政制度,駐軍守邊制度相繼建立,對西藏地方管理的法制化大為增強,西藏與祖國內地的交往交流更加頻繁。但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清朝由盛轉衰加劇的背景下,作為邊疆地區的西藏地方和全國一樣,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危機,中華民族在奮起抗擊外來侵略的偉大斗爭中譜寫了一曲曲滌蕩心魄的英雄悲歌,凝聚力進一步增強。清朝西藏地方歷史波瀾壯闊、曲折復雜,更值得人們認真思考,引為借鑒。

      第36講 西方人對西藏的早期認識

      早在公元前,西方人就對青藏高原有了模糊的概念。公元1世紀時,古希臘的地理學家托勒密在研究前人提供的可靠資料的基礎上,在其8卷本的《地球形狀概述》一書中,論述了西藏西部的克什米爾地區,并首次提到了“博塔人”(Bautai),即吐蕃人。后來,阿拉伯地理學者和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等都有關于吐蕃的記述,但都是一些傳聞。西方人對西藏和藏族的直接了解和認識,始于17世紀。17世紀20年代至18世紀40年代,有幾批歐洲傳教士從喜馬拉雅山外或從中國內地進入青藏高原,并在阿里、前藏和后藏等地進行長期的傳教活動,隨后歐洲的探險家也進入青藏高原。這些傳教士、探險家們對于西藏和藏族的介紹和描述,使西方人對西藏有了初期的認識。

      一、早期西方人對西藏的了解

      (一)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對青藏高原及西藏的了解

      1.公元前5世紀希羅多德(Herodotus)的巨著《歷史》(也即《希臘波斯戰爭史》)中,收入了大量游歷埃及、巴比倫及其他地方的見聞。他記述波斯帝國的領地之時,提到了不少關于印度的情況。

      《歷史》中記載與西藏有關的是“螞蟻掘金”的故事。在帕蒂亞地區(PactyanLand)以外的荒漠,有一種螞蟻,比狗小,比狐貍大,在地下營穴,這些螞蟻把地下的沙子挖掘出來,而這些沙子中飽含黃金。該地氣候以每天早晨的太陽最熱,螞蟻因此而躲在地下。住在北部地區的印度人常常駕著三頭駱駝去沙漠偷盜金沙。他們必須在太陽最熱的早晨抵達,迅速將螞蟻挖出的金沙裝入大口袋,由駱駝馱著,然后駕著駱駝拼命往回跑。如果動作稍慢,被螞蟻發覺后,會立刻追趕裝運金沙的人。此種螞蟻跑路速度之快為所有動物之冠,若被追上,則人畜喪命。人們一旦發現螞蟻追來,必須放棄其中兩頭公駱駝,騎著剩下的母駱駝迅速跑回。據說母駱駝因心中惦記家中小駱駝而跑得極快。

      2000多年來,這個傳說故事因為希羅多德的盛名而久傳不衰。后來的歷史學者多加考證,有人說這種動物不是螞蟻,而是土撥鼠或者食蟻獸;有人則推測,挖掘金沙者不是螞蟻也不是土撥鼠,而是古代西藏采掘黃金的人;有人卻斷言,它們就是螞蟻,并非其他動物;還有人認為這些動物是鼬狐、鬣狗、豹、倉鼠、旱獺、兔子等;至于事發地理位置,有人認為是在西藏的拉達克或羌塘等地。

      后來,1867年,印度測量局的蒙哥馬利上尉派遣土著測量人員納恩·辛格抵達我國西藏西部托克-亞隆金礦區,他報告說“本地挖金人把那里的金子當作‘螞蟻金’,一些本地人都相信他們發現表土上的金子,是螞蟻勞動所得來的?!?/p>

      2.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前1世紀古希臘人對西藏的認識。亞里士多德認為:亞洲幾乎所有大河都發源于巨大的山脈群——帕納索斯(Parnasos)。他說的這個帕納索斯,并不是喜馬拉雅山,而是今天的興都庫什山脈。雖然不夠準確,但比希羅多德前進了一大步。

      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繼承父親腓力二世的遺志,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東方的戰爭。公元前334年春,亞歷山大率領軍隊進攻波斯帝國,很快取得了小亞細亞、敘利亞、埃及和波斯的許多地區,抵達印度河附近,征服了旁遮普。亞歷山大大帝此行了解了喜馬拉雅山和印度河,比之前的希臘人又有進步。

      3.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5世紀古羅馬人和古希臘人對西藏的了解。羅馬帝國著名世界地理學者斯特拉波巨著、長達17卷的《地理學》,認為恒河和印度河皆發源于印度北部群山之南(錯誤的觀點),正如1812年W.Moorcraft抵達瑪旁雍錯的時候認為恒河發源于喜山之南。

      羅馬帝國另一位偉大的地理學家普林尼(23—79)所著37卷百科全書式巨著《自然史》(又譯作《博物志》),對于西藏高原的山脈涉及很多。

      出生于公元1世紀的希臘人阿里安,撰寫了《亞歷山大遠征記》,涉及印度北部山系。

      古希臘天文學家、數學家、地理學家托勒密(約90—168),其著作為8卷本的《地球形狀概述》,他提到了吐蕃人。他將其稱之為“博塔人”,因西藏人自稱為Bod,因此可知,博塔人為吐蕃人。還提到比爾梯(Bylt),發音很像Balti,即勃律。他還認為印度河的一條支流為薩特累季河,等等。托勒密對青藏高原的知識極為豐富。

      公元4世紀的歷史學家阿米安·馬爾塞林(Ammien Marcellin,330—?)在其《事業》(ResGestae)中論述了青藏高原的情況。

      (二)中世紀西方關于西藏的記述

      西方對青藏高原和西藏方面的知識真正有新的突破,是在中世紀蒙古帝國統帥拔都率兵遠征歐洲之后。蒙古西征給歐洲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但客觀上也促進了東西方交通、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尤其是西歐到我國的使節、商人和傳教士的往來有所增加,他們中的一些人返回后,用文字記載下旅行見聞,少數人的文字資料中還涉及青藏高原以及西藏本土的情況。

      1.天主教小兄弟會創始人之一、意大利人柏朗嘉賓(Jeande PlanCarpin,1182—1252),奉命前往蒙古探查其軍情實力、作戰韜略及動向,1245年4月16日從法國里昂出發,次年4月抵達伏爾加河畔的拔都幕帳,8月抵達哈剌和林,居住兩個多月后回國。1247年11月回到里昂,撰寫了名為《蒙古史》的報告。其中有一段描述“波黎吐蕃”(Burithabet)的藏族情況。

      2.法國圣方濟各會修士威廉(Williamde Rubruk)同樣奉法國國王路易九世之命,1253年5月7日從康斯坦丁堡啟程,出使欽察草原,會面了拔都之子撒里答、拔都本人以及蒙哥等蒙古重要首領。他在1255年8月15日返回的黎波里。后撰寫《魯布魯克東行紀》呈交給國王。他在這封長信中簡略提到了西藏和西藏人,他成為最早記載西藏盛產黃金的西方人,還是西方第一個講述西藏文字的人。

      3.意大利偉大旅行家馬可波羅(MarcoPolo)口述的《馬可波羅游記》,翔實記述了中國元朝的政治、文化、人口、社會與生活,盛贊東方契丹物產豐富,遍地黃金。此作可稱得上是影響歐洲最大的一部作品。西方人對于東方契丹的神秘感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包S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寶貴的,黃金是財富,誰占有黃金,誰就能獲得他在世上所需的一切?!睎|方的契丹成為歐洲人心目中的黃金寶地。這成為16世紀西方擴張東來的動力。

      該書第四十六章《有關西藏的進一步介紹》中,主要說當地河流盛產金沙,那里有很多藥材,還介紹當地的猛犬、打獵用的鷹隼和所謂能“呼風喚雨”的巫師。此外,他還特地指出該地隸屬于大汗即元朝管轄。

      4.中世紀四大旅游家之一的鄂多立克(Odoricoof Pordenone,1286—1331),出生于意大利,早年加入圣方濟各會,1318年開始游歷東方。他從君士坦丁堡出發,經中東、錫蘭、爪哇、越南抵達廣州。在我國游歷了泉州、福州、杭州、南京等許多城市,并在元朝京都汗八里(北京)旅居三年,然后取道河套、山西(又說包括西藏拉薩)、波斯,返回意大利。鄂多立克回國后立即撰寫游記《海屯行記、鄂多立克東游錄、沙哈魯遣使中國記》。他指出吐蕃“與印度本土接壤,臣服大汗”,并說那里面食和酒豐足,百姓住在黑氈制的帳篷里,皇城筑有白色的墻。他還描述了天葬的情景。但也有學者考證鄂多立克并沒有到過西藏。

      (三)14—16世紀西方對西藏的認識

      1.14—16世紀歐洲制圖學反映的對青藏高原和西藏的認識

      奧斯曼帝國成為當時最強大的國家,控制了通往東方的道路,基督教傳教士很難逾越這個伊斯蘭帝國的統治區域。同時,由于奧斯曼帝國對過往商人課以重稅,加上無休止的戰爭和海盜劫掠,令商賈和其他旅行者難以到達中國和東方的其他地方。這反映在15、16世紀西方一些制圖家繪制的地圖上,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西藏,就是所知甚少。

      1447年,意大利人馬里諾(Marino)繪制了世界地圖,關于印度及其支流,與托勒密的說法完全一樣。

      1459年,傳教士冒羅(FraMauro)繪制的一幅圓形世界地圖中,恒河和印度河被標注出來,還出現了西藏(Tebert,唐古特)、沙漠、羅布泊等名字,比以前的地圖有所進步。

      1522年,阿根托拉迪繪制的地圖《上印度和大韃靼圖》,在印度北部標出了西藏。

      1561年,雅科普·嘎斯塔爾迪(Jacopo Gastaldi)繪制的《亞洲的第三部分》,十分詳細。在喜馬拉雅山北面標出了喀穆爾沙漠和羅布泊沙漠,以及唐古特、吐魯番等地名。位置雖不準確,但比以前詳細,而且不再沿用古希臘羅馬人使用的伊冒斯、埃莫都斯等稱呼,第一次使用了喜馬拉雅山地區當時的一些普通叫法。

      2.16—17世紀初赴印度的部分西方人對青藏高原的記述

      利瑪竇神父(P.Matteo Ricci)在1580年1月18日寫給果阿的信中,明確談到喜馬拉雅山的名字及相關情況。

      首批派駐莫臥兒帝國宮廷的傳教士葡萄牙人安東尼·德·蒙塞拉特神父在1590年完成的《駐莫臥兒宮廷傳教團紀事》中,詳細描述了喜馬拉雅山和西藏地區的情況。

      17世紀初,塔瓦尼亞(Tavernier)在印度作了6次旅行,在著作《讓-巴普特斯特·塔瓦尼亞在突厥、波斯和印度的六次旅行》中,專門有一章標題為《博坦王國出產麝香、大黃和某些皮毛》,詳細講述了該地出產的麝香等商品,還具體談到了從印度經尼泊爾赴藏的情況。塔瓦尼亞所敘述的情況,部分是從巴特那商人那里聽到的,部分是從他見過的西藏商人口中了解的。他是比較早親眼見過西藏人的歐洲人。

      二、早期西方傳教士在西藏的活動

      宗教本身是一種文化現象,宗教的傳播亦即是一種文化的交流和傳播,是各民族文明交流的重要渠道?;浇淘谖鞑氐膫鞑?,無疑也具有這種文化交流的作用。同時,18—19世紀的傳教士從某種意義上也成為西方列強侵略的先遣隊。

      16世紀初建立起中央集權制的葡萄牙王室,把占領新的領土以獲取更多的財富作為海外擴張的主要政策,正在形成中的葡萄牙的資產階級更是迫切需要新的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彼時,一場反對羅馬教皇統治的宗教改革運動使天主教會在歐洲喪失了大片地盤和大批信徒,迫切需要向外發展來彌補損失。一個垂涎東方有無窮的財富,一個為重振昔日天主教會的聲望,不謀而合的葡萄牙王室與羅馬教廷緊緊地聯合在一起,于是尋求財富和擴張宗教成為西方擴張東來的重要動力,使殖民擴張和宗教擴張幾乎同時進行。在宗教改革運動中,羅馬教廷組織了反宗教改革運動,以維護教皇統治,著名的耶穌會由此應運而生。17、18世紀(即明清時期)歐洲天主教即主要由耶穌會傳到中國。

      1495年,葡萄牙著名航海家達伽馬首航印度成功后,東方再也不遙遠而神秘了。新航路的發現,使葡萄牙人在印度洋沖破了阿拉伯人、伊朗人、埃及人的貿易勢力圈,葡萄牙人建立起東方霸權,成為16世紀歐洲富有的國家,迎來了葡萄牙資本主義掠奪的黃金時代。1510年葡萄牙占據印度果阿后,立即在果阿派駐傳教士。從傳教的經驗中他們認識到:天主教要在遠東扎根,必須首先征服中國。1535年,葡萄牙人占據中國澳門后,即把澳門作為向中國大陸傳教和商貿的據點。16—18世紀的中國就經濟和文化而言雖屬于世界強國,但還沒有發展對外通商貿易的主觀意識。由于沿海各地遭受倭寇的侵擾,對外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幾乎拒絕一切與外界的商貿活動,外來的天主教自然遭到抵制,文化交流也就受到影響。

      16世紀的歐洲盛傳喜馬拉雅山那邊居住著被人稱為“博坦”的民族,并聽說那里的宗教許多儀軌與基督教相似,還流傳吐蕃王國從克什米爾向東一直延伸到契丹,有許多基督徒和擁有神父與主教的眾多教堂。這令西方人興奮不已,從馬可波羅作品出現的一個近似神話的“契丹”雛形,到1583年利瑪竇從海路來華,將他所看到的中國與傳說中的契丹聯系和比較,作出了中國就是契丹的推斷。

      16世紀之后,隨著西歐尋找東方殖民地熱潮的到來,基督教傳教士再度在印度、中國等東方國家出現。葡萄牙人安東尼·德·蒙塞拉特在其《駐莫臥兒宮廷傳教團記事》一書中詳細記述了被印度人稱為“博坦”民族的分布、人種、性格、服飾、婚喪禮俗、物產、經濟活動和宗教等各方面的情況。這里的“博坦”實際上就是指西藏。

      (一)耶穌會傳教士鄂本篤找尋西藏和震旦之行

      鄂本篤(Bento de Goes,1562—1607),葡萄牙人。耶穌會會士、旅行家。年輕時參軍入伍,約于1594年至印度,在印度南部馬拉巴駐防,并在那加入耶穌會,和莫臥兒王朝國王阿克巴是至交,并學會波斯語。后受印度耶穌會視察員皮門塔派遣,欲探尋經亞洲中部通往北京的陸道,于1602年自印度啟程,經中央亞細亞,越帕米爾高原,于1605年到達肅州(今甘肅省酒泉)附近并病死于此。其殘存之行記曾由利瑪竇整理轉述,收入《利瑪竇中國札記》中,成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1602年10月,西班牙國王腓力三世派耶穌會傳教士鄂本篤一行前往西藏探險。10月29日,離開阿格拉,踏上探險的征途。12月8日,抵達莫臥兒帝國陪都拉合爾。在這里,他嫌4個仆人太多,且皆為無用之輩,就將他們全部辭退,另外雇了一個亞美尼亞人以薩克(Issac)作為隨從。以薩克成為鄂本篤的得力助手。據說當時從拉合爾到喀什的商人為了防止匪患,每年都集中結伴組成商隊。鄂本篤也參加了一支龐大商隊。他們于1603年3月20日從拉合爾出發,經由阿貼克(Athec)、白沙瓦,用了6個多月抵達今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之后,鄂本篤一行翻越寒冷艱險的帕米爾高原,抵達南疆重鎮葉爾羌(抵達時間為1603年11月)。鄂本篤在葉爾羌辦了幾件事。第一,拜會了葉爾羌汗王穆哈默德汗,并送給他一只項鏈表,一副望遠鏡,和其他小禮物。汗王很高興,答應給鄂本篤一份前往喀什噶爾以東焉耆的親筆信。第二,鄂本篤從葉爾羌出發前往和田,向和田汗王收回借給他母親的錢。他得到了比原來借錢時多得多的玉石。據說,葉爾羌汗王還請他與伊斯蘭教學者毛拉們就宗教信仰問題進行辯論,鄂本篤堅持自己的基督教立場,令毛拉們不得不“認為基督教之中也可能具有某些優點”。

      1604年11月14日,商隊離開葉爾羌,前往他們的目的地震旦。經過二十多天的旅程,他們抵達阿克蘇。15日后又啟程經過庫車抵達焉耆。商隊在此停留了3個月。在此期間,鄂本篤終于確信:震旦就是中國的另一個名稱,穆斯林平時說的汗八里,就是都城北京。

      獲悉北京有耶穌會士之后,鄂本篤欣喜若狂,不顧別人勸阻,迫不及待地請焉耆伯克簽發了幾份證件,約了一些新老伙伴向中國內地進發。他們經過吐魯番和哈密,進入嘉峪關,然后抵達肅州。時間已是1605年底。

      到肅州之時,鄂本篤仍擁有13匹馬、5個雇用仆人及大量寶石,據說全部價值2500金幣,但他們卻無法繼續前往北京。因為當時西來的商人只有喬裝成進貢的使臣,才能進京,獲得比做買賣利益大得多的賞賜。因此只能在肅州等候,爭取被選作赴京的72個“使臣”成員。為此,他們還花費了不少錢財。鄂本篤只能變賣大部分玉石,得到1200塊金幣,除了償還債務外,用以維持一行人的長期生活費用。

      在肅州期間,他遇到了從北京返回的穆斯林,這些人進一步告訴他有關歐洲傳教士在北京的具體情況。因此,他寫信給利瑪竇,告知他已抵達肅州。信是用歐洲文字寫的,雖然由中國使者遞送,但因鄂本篤不知利瑪竇的中文名字而沒有送到。復活節時,他又寫了一封信,請求盡快讓他從肅州到北京,他不愿在穆斯林中繼續生活,并愿意從海道返回印度。這封信利瑪竇終于接到了。

      利瑪竇和在北京的神父們派一位入了基督教耶穌會的中國年輕人,帶著一個熟悉當地情況的信徒去接鄂本篤一行來北京。這個青年就是鐘鳴禮,其教名為喬瓦尼·費爾南德(Giovanni Fernandes)。他于12月11日動身,1607年3月底抵達肅州。但此時,鄂本篤得了不治之癥,病臥在床,奄奄一息。據說,當鐘鳴禮走進他臥室用葡萄牙語向他致敬時,他拿著利瑪竇寫給他的信舉向天空,“眼中含淚,靈魂洋溢著快樂,唱起了頌歌‘榮歸天主’,閱讀完信件后,當晚他一直把它放在心口”。盡管鐘鳴禮用心調護他,但由于在肅州找不到醫生和有效的藥物,在鐘鳴禮到達后的第11天,1607年4月11日鄂本篤在肅州去世,并埋葬的那里。他的教友在墓志銘上寫著:“他尋找震旦,找到了天堂?!?/p>

      鄂本篤此行的意義:

      1.探明震旦就是中國;

      2.從印度去中國萬不可走他所走的路線。原因:(1)時間太長;(2)自然地理條件十分險惡;(3)這是一條匪患頻仍的路線;(4)從這條道路通行,所經之處多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地區,必須和穆斯林商人結伴為商隊才能前往中國。

      3.鄂本篤從印度經過阿富汗到我國新疆和內地的旅行,客觀上也使歐洲人對這條中亞內陸交通路線及其沿途情況有了一些了解,在中西交通方面具有一定意義。

      (二)安奪德等耶穌會士在西藏古格地區的活動

      在西方人士的探險活動基礎上,17世紀初有一些傳教士到西藏地區進行傳教活動。1624年3月,安奪德(P.Antoniode Andrade)等耶穌會士從印度的果阿出發,歷盡艱辛,穿過喜馬拉雅山,于當年8月抵達西藏阿里南部的古格地方政權的首府扎布讓,成為最早到達我國西藏西部的近代西方傳教士。他們的到來,拉開了基督教在西藏傳播的序幕。

      古格王朝形成于公元10世紀。朗達瑪的一個孫子,歐松之子貝考贊在923年被起義民眾所殺,貝考贊的次子尼瑪袞帶著親信等人跑到阿里布讓,即普蘭,和當地長官的女兒成婚。尼瑪袞的三個兒子分別是阿里三圍即布讓、象雄和瑪爾域之王。第三子德祖袞所占的象雄就是古格,在今天阿里象泉河谷札達縣扎布讓、托林一帶,這個地區在古代有著輝煌的象雄文明,既是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發源地,也是藏傳佛教后弘期的發祥地。古格地方政權大力發展經濟和佛教,到13、14世紀和15世紀,經濟、佛教和文化藝術繁榮昌盛,16世紀前半葉進入鼎盛時期。安奪德抵達古格王朝的時候,古格地方政權已經日漸衰落。

      安奪德抵達古格的時候,古格政權面臨內外交困的局面。對外,拉達克經常侵擾和掠奪古格邊區甚至內部地區,還有些小國如加瓦爾也經常起兵反對古格王國。對內,古格王墀扎西查巴德及其弟弟、叔父、叔祖等喇嘛首領為首的寺院僧人集團之間相互爭權奪利。由此可知,以古格王為首的世俗政權和格魯教派寺院集團之間矛盾尖銳。

      古格王對于傳教士的態度有個轉變的過程,即從剛到時的高興,到懷疑其是否為間諜,從而十分冷淡,再到安奪德第一次與古格王會面就提出希望古格王改信基督教后,古格王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對傳教士優禮有加,經常贈送禮物。安奪德抵達普蘭后,看到國王十分喜歡基督教,同時對古格周邊地區作了初步了解,得出這里適合建立布道會的結論。

      從古格王個人而言,他聽了安奪德介紹基督教簡況后,認識到這個新宗教可以作為擊敗藏傳佛教的精神武器,決心大力宣傳和發展,利用基督教反對其弟弟、叔父和叔祖等人為首的藏傳佛教寺院集團。

      安奪德在向果阿省耶穌會會長安德雷·帕爾梅羅神父匯報了古格的情況和在此傳教的可能性,會長研究后同意安奪德對古格地區傳教的看法和在古格建立傳教會的請求,并決定加派三個神父,加強在古格傳教會的力量。

      1626年4月1日,古格王履行諾言,幫助安奪德建立教堂。他采用的傳教方法主要包括:(1)自上而下的傳教路線。學習藏語,用藏語講經傳道。(2)通過揭穿和抨擊藏傳佛教的錯誤來宣傳基督教。如摩頂、治病等。他們的傳教活動也取得了初步成績:獲得古格國王和王后為首的地方政權統治者的大力支持,令其合法化;同時,對上層人士進行傳教。極少數王室成員、達官貴人以及老百姓接受洗禮,加入基督教。

      此外,傳教士還從事收集情況的活動,主要包括沿途情況、古格地區的情況、藏族人民的風俗習慣等,藏傳佛教及衛藏的情況等。

      耶穌會士搜集情況,一般是為了在古格地區傳教的需要,同時也向上級教會反映當地的實際情況,也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主義勢力獲取了一些信息。但客觀上他們把大量西藏西部地區、喜馬拉雅地區以及周邊的情況,第一次比較詳細地介紹給了歐洲,對促進西方人了解西藏和中西文化交流無疑起到了積極作用。

      在安奪德成為有據可查的西方進入中國西藏的第一人前,歐洲人對中國西藏了解甚少,只有零星傳聞。安奪德將入藏親身經歷以書信的方式詳盡地記錄下來,是關于西藏文化的第一手材料,成為西方藏學形成時期具有奠基價值的著作。在他的書信材料記錄中,破除了喜馬拉雅山這邊有個基督教王國的傳說。他把沿途旅行見到藏傳佛教的有關情況,包括喇嘛的衣、食、住、行,辯經、喇嘛治病、宗教儀式、摩頂、打鬼和教理等,衛藏地區人民的民風民俗,富有感情且英勇善戰的特點,古格王國人口稀少,土地貧瘠,是中國內地經西藏到印度經商的重要中轉地等各種情況,都介紹給西方。他還詳細記載了他和喇嘛關于上帝本質和靈魂輪回的兩次辯論,進行了東西方兩種截然不同文化的正面交鋒。

      當安奪德在古格地區活動時,就聽中國內地的商人談起在扎布讓以東約一個半月路程遠的地方,有一個叫衛藏的地區,是西藏地區的中心,那里土地肥沃,氣候宜人,人口眾多,語言與扎布讓相同。于是他打算在衛藏建立新教區,進一步擴大傳教范圍。他致函果阿省教會長,建議派人赴孟加拉以東更遠的地方開拓新教區,馬拉巴省會長采納了安奪德的建議。

      1626年3月,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卡塞拉神父、卡布拉爾神父和豐泰伯納修士一行在接受赴藏建立傳教會的任務后,從柯欽出發,幾經周折,最后于1628年到達日喀則進行傳教并收集資料。他們作為第一批抵達不丹、西藏日喀則、尼泊爾等地的歐洲人,通過耳聞目睹,把沿途各方面的情況都報告給柯欽耶穌會??ㄈ饕獔蟾媪瞬坏さ淖匀粭l件、物產、貿易、風俗、宗教等方面的詳細情況。

      卡布拉爾對西藏的報告很簡單,但對日喀則藏巴汗宮殿富麗堂皇和衛藏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描繪得比較清楚。雖然卡塞拉和卡布拉爾在日喀則的時間不長,對日喀則只是初步且粗糙的了解,但畢竟是第一批西方人親履西藏日喀則地區,把以日喀則為中心的后藏情況第一次介紹給西方人,促進了西方對西藏的了解。

      由于藏傳佛教在西藏已經形成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強大的力量,寺院上層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必定會排斥別的宗教;藏傳佛教文化在西藏深入人心,一般藏民難于接受和習慣西方文化;傳教士的不當傳教方法加上人員往來、物資供應、交通聯絡極端困難等種種原因,古格傳教會和日喀則布道站最后都以失敗告終。但是這些活動都為清代西方傳教士進入西藏傳教、進行中西文化交流、推動藏學研究在西方的興起等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資料。

      (三)耶穌會傳教士白乃心神父和吳爾鐸神父的活動

      17世紀初從印度進入我國西藏阿里地區和日喀則地區的西方傳教士遭到了徹底失敗,但由沿海進入我國的利瑪竇、湯若望等一些傳教士不僅受到了明清某些統治者和許多士大夫的賞識,優禮有加,而且還被委以政府要職,教會工作亦逐步由我國東南沿海向內地一些地區迅速推進,來往于我國與歐洲之間的傳教士亦日益增加。與此同時,荷蘭在亞洲的海上實力也在不斷加強,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艦隊對中國的港口實行了封鎖,西方傳教士取道澳門而至中國的海路被阻。

      為了便利傳教士更快和更安全地來到中國,耶穌會決定開辟歐亞陸路捷徑。在這一背景下,白乃心(約翰·格魯貝,John Grueber)和吳爾鐸(阿爾伯特·道維爾,Albettd Orville)兩神父受命進行了一次從北京出發,經過西寧、拉薩,穿越尼泊爾和印度返抵歐洲的嘗試。

      白乃心是兩位神父中的主角,他不但給自己取名白乃心,而且還按中國人的習俗給自己取號葵陽。1661年4月,白乃心和吳爾鐸從北京出發,經過北京—西寧—卡爾梅克沙漠—拉薩—蘭古爾山峰—尼泊爾的第一個鎮庫迪—尼泊爾的那斯迪—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尼泊爾的巴丹—麻蘭王國的赫東達鎮—莫臥兒帝國的第一個城市麻特加里—孟加拉國的巴特那—恒河邊的貝拿勒斯—卡坦姆浦爾—印度的阿格拉這樣一條路線,于1662年3月下旬抵達阿格拉。抵達阿格拉后,吳爾鐸神父由于長途艱苦跋涉導致身體十分虛弱,于同年4月8日去世。之后,白乃心和當時阿格拉耶穌會學院的院長亨利·羅斯神父從阿格拉出發,經德里到塔塔港,從那里經霍爾木茲、君士坦丁堡,于1664年2月20日左右到達目的地羅馬。

      白乃心具有天文歷算和數學知識,擅長繪畫,他測量了拉薩的緯度和高度,后來被證明是比較精確的;他還繪制了布達拉宮的草圖、達賴喇嘛和身穿當地服飾的男女畫像。他對西藏的宗教記述比較多,談到了人們對達賴喇嘛的無限崇拜,談到達賴喇嘛的轉世和六字真言等,還把藏傳佛教和基督教作了一些比較,得出兩個宗教在許多根本點上是一致的。白乃心神父和吳爾鐸神父是從我國內地由陸地進入西藏,經尼泊爾、印度返回歐洲的第一批歐洲人,他們的旅行曾在歐洲轟動一時。

      由于白乃心離開歐洲以前曾答應將在東方旅行的材料寄給阿登納休斯·克舍爾神父,這樣克舍爾根據白乃心寄給他的旅行見聞部分材料,加上許多描繪中國內地的,內容包羅萬象的材料,出版了一部名為《中國宗教、世俗和各種自然、技術奇觀及其有價值的實物材料匯編》(簡稱為《中國圖說》)的圖書。

      在該書中,克舍爾公布了白乃心、吳爾鐸從北京到拉薩再到南亞的旅行路線,同時收編了白乃心收集到的各方面情況:每途經一處所測量得到的該地的緯度和高度;西寧、拉薩、加德滿都等幾個城市和青海湖、卡爾梅克沙漠、蘭古爾山的情況;所通過的王國人民的服飾、風俗習慣和戰爭情況;西藏的政治宗教情況和西藏的政治體制。書中還收錄了白乃心整個旅途中的繪畫。其中關于西藏的也有幾幅。這是西方人第一次通過圖畫看到西藏的宗教、社會和建筑的情況。

      白乃心雖然是第一個探索從北京經拉薩返回歐洲路線的歐洲人,但這條路線卻因時間長、路途不安全等原因被否定,因此,他和吳爾鐸最初肩負的開辟前往中國的內陸交通線這一任務并未成功。然而,作為16世紀以來首次涉足拉薩的西方人,白乃心和吳爾鐸在中國內地和西藏、印度和尼泊爾以及沿途收集了大量材料,這些西藏的有關情況和中國其他地區的地理、政治、城市、居民習俗、自然資源、建筑、文字等文化、科學技術方面的情況,在歐洲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盡管白乃心收集的很多材料沒有被收編入克舍爾所編的《中國圖說》,而且書中也有不少明顯的錯誤,但該書仍然包括了大量西藏實地見聞和中國優秀的建筑學、橋梁學及其他許多科學技術和豐富的物產與礦產資源情況。這部書向西方公眾廣泛生動地介紹了中華民族燦爛文化中的一些珍品,尤其是科技、自然、地理和西藏的情況,以及從北京經西藏、尼泊爾至印度沿途的各種情況,將西方人對中國的版圖視野擴展到了西藏,并引起了對于西藏的強烈興趣,這在17世紀中后期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等方面具有積極意義。

      (四)卡普清修會傳教士的活動

      18世紀初,在印度蘇拉特的法國卡普清修會傳教士決定到印度東北部和西藏去傳教,還想從那里進入中國內地,建立起一條從歐洲經中東、印度、西藏到中國的、有各個卡普清修會傳教點作為交通站的歐亞內陸交通路線。羅馬教廷傳信部在接到這個建議和申請后,認為法國卡普清修會已經在許多地方開展工作,如果再加上西藏,會超出他們的承擔能力。因此,傳信部決定派意大利卡普清傳教士赴藏,但許可最早提出這個計劃的法國卡普清傳教士弗朗索瓦·瑪利和一位伙伴參團。意大利卡普清修會奉羅馬教廷傳信部的命令,分別于1704、1705年先后兩次派出共11名傳教士赴藏。

      第一階段

      1704年4月,傳信部和卡普清修會總部向西藏派出了以喬瓦尼·弗朗西斯科為團長的第一批傳教士赴藏。翌年又派5人加強西藏傳教會。在首批赴藏的傳教士中,僅有古瑟普和弗朗索瓦·瑪利兩神父最終于1707年6月抵達了拉薩。他們出于種種顧慮,不敢對西藏地方當局說明來意,即使在拜見拉藏汗時,也沒有說出其來藏傳教的目的。直到兩年后法諾的多米尼科神父等人也抵拉薩后,他們才通過為當地各階層群眾治病的手段在拉薩站穩了腳跟,博得各階層的信任與好感,然后才開始悄悄地進行一些傳教活動。

      他們首先在其住地布置一個小祈禱室以吸引群眾、擴大影響。他們還利用拉藏汗接見之機向他詳細講解天主教的概況。1711年,他們擴大了傳教地區,多米尼科在塔布建立了一個傳教站。但是因財源枯竭而被迫于1711年底結束了在西藏的第一階段活動,暫時撤離拉薩返回印度。

      西藏的卡普清修會傳教士撤回印度后,并不甘心,他們經過討論商議,總結教訓,決定在增加有力的額外援助下,重返西藏拉薩傳教。多米尼科返羅馬請求增撥經費和人員,獲得教皇和傳信部同意。教廷決定:每年給西藏傳教會1000羅馬斯庫迪(羅馬錢幣);增派6個傳教士;在印度的章德納戈爾、巴特那,尼泊爾的加德滿都以及西藏的塔布、拉薩設立傳教和僧館;任命多米尼科為西藏傳教會的宗座監牧(即會長)。

      第二階段

      1716年10月1日,多米尼科等人抵達拉薩,重新開始了卡普清修會西藏傳教會在拉薩的第二階段的傳教活動。

      他們進入拉薩后,仍以免費為各階層看病治療,以及向拉藏汗贈送禮物的方法,獲得了拉藏汗的好感和支持,再次在拉薩站穩了腳跟,于是開始公開傳教。傳教士在大力開展傳教工作的同時,常與達賴喇嘛以及其他活佛對藏傳佛教與基督教的教義優劣進行辯論,不久獲得拉藏汗和達賴喇嘛的大力支持,他們頒布文件,準許在西藏傳教和建立教堂。

      由于傳教士經常抨擊藏傳佛教,這引起了一些上層僧人的恐慌和不滿,他們采取各種方式反對與驅趕傳教士。在達賴喇嘛、康濟鼐等人的保護和支持下,傳教工作得以正常進行。但是由于傳教士長期在西藏高原工作,物質條件艱苦,身體勞累,健康狀況很差,有若干人死亡,因此1738年8月再一次被迫撤離西藏,回到氣候較好的尼泊爾和印度的基地休養。傳教士在西藏第二階段的活動結束。

      第三階段

      1735年西藏傳教會會長弗朗西斯科·奧拉濟奧赴羅馬求援,教廷又增派十多名新教士并增撥經費。從1737年2月中旬開始第三階段的傳教活動。1741年1月,傳教士再度返抵拉薩,受到頗羅鼐和達賴喇嘛的熱烈歡迎,允許他們自由傳教,頗羅鼐還允許藏民自由信教。然而,一方面由于拉薩是西藏藏傳佛教的中心,人民群眾受藏傳佛教影響已根深蒂固,接受反映西方文化的天主教在思想上是有障礙的;另一方面,由于傳教士實行排他主義,完全否定和堅決批駁藏傳佛教,不斷抨擊藏傳佛教的理論和習俗,嚴重損害了佛教僧人的利益,格魯派上層為了保護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和經濟上的利益,必然會反對天主教的傳播。因此,無法容忍傳教士所作所為的上層僧人借機強迫頗羅鼐鎮壓天主教和驅逐傳教士,頗羅鼐被迫同意禁止傳教士向藏民傳教。1745年4月20日,無法繼續在西藏傳教的傳教士啟程離藏,轉移回印度。拉薩傳教站被永遠關閉,拉薩的教堂和館舍則被夷平。

      盡管卡普清修會的西藏傳教會最終失敗,但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一定貢獻。

      1.收集和介紹了西藏各方面的情況??ㄆ涨逦鞑貍鹘虝囊獯罄麄鹘淌總優榱藗鹘痰男枰?,收集了大量有關印度北部、尼泊爾和西藏的情況。西藏政治、經濟、法律、宗教、習俗和地理等方面,主要參見1713年多米尼科等神父的簡要報告以及一些傳教士的信件等。傳教士介紹的一些情況主要包括:地理知識方面,例如西藏名稱的由來;傳教士對西藏的物產介紹得比較多,如糧食、蔬菜、水果等等;談到西藏的商業貿易時,西藏出售礦產品、羊毛衣料、羊毛、羊毛紗線、地毯、麝香、紙張等重要商品;政治方面,傳教士對西藏的歷史沒有認真深入研究,對西藏清代以前的歷史極少提及,而較多地介紹了第六輩和第七輩達賴喇嘛以及第巴桑結嘉措、固始汗、拉藏汗等情況,可能由于他們所聞所見較多的緣故;傳教士對民俗方面的情況講得更多,藏族的衣食住行、婚喪禮儀以及官場禮節等無不涉及;最為詳細的是關于西藏的宗教情況,不但在一些報告里,而且在許多卡普清傳教士的信件中都有述及,這是因為傳教士的任務是傳教,所以必須深入研究西藏的宗教才能反駁它,同時由于他們當中的個別傳教士還在寺院生活過一段時間,精通藏文,攻讀了不少西藏經書和其他書籍,對西藏宗教理論有了較深的了解,因此他們對西藏宗教了解很多很深,知識廣博。

      2.翻譯基督教書籍,介紹西方文化給西藏人;翻譯藏傳佛教書籍,介紹藏族文化給西方??ㄆ涨逍迺鞑貍鹘淌坎粌H向西方介紹許多西藏的情況,而且將一些有關基督教教義的意大利文、拉丁文或法文書籍,翻譯或改寫成藏文,向西藏人宣傳,也將西藏的一些經書翻譯成意大利文,向西方宣傳,具體包括以下內容:卡普清傳教士用藏文編寫的書和將西文翻譯成藏文的書;卡普清傳教士將一些藏文典籍翻譯成意大利文;傳教士為了幫助新來的傳教士學習藏語,編寫了藏拉和藏意詞典及有關藏文文法的書籍;多米尼科神父編寫了一本有關藥物、制藥和醫療方面的手冊,至今存在羅馬的卡普清總會檔案里;卡普清西藏傳教會除了西藏的傳教站外,還包括印度和尼泊爾的傳教站,因此傳教士的報告、信件和日記中,有大量有關印度北部和尼泊爾地區的政治、歷史、經濟、宗教、風俗及其他方面情況的介紹。

      (五)耶穌會傳教士德西德里的活動

      1630年,阿里古格地區僧人領導的武裝暴動推翻了支持傳教士的古格王并驅逐了傳教士,使古格傳教會土崩瓦解。幾乎就在同時,耶穌會由卡塞拉和卡布拉爾倆神父主持的日喀則布道站,也由于當地寺院上層僧人的反對等原因而關閉。經此重擊之后,耶穌會在西藏沉默和收斂了一段時期。此間,除了1661年在北京的耶穌會士白乃心和吳爾鐸由陸路返歐洲時,途經拉薩等西藏地區外,直到17世紀末,耶穌會都沒有再派人赴藏重建西藏傳教會。然而,他們并未完全放棄去西藏傳教的想法。在卡普清修會在西藏傳教的同時,耶穌會也在積極地做準備。18世紀初,耶穌會幾經討論商議,決定卷土重來,重建西藏傳教會。

      1712年9月27日,肩負起這一重任的意大利人意波利托·德西德里(Ippolito Desideri)和意爾德布蘭多·格拉斯神父(P.Ildebrando Grassi)從羅馬出發,途經印度時,葡萄牙籍神父埃馬努埃爾·弗雷勒奉命陪同德西德里旅行。1714年9月23日德西德里和弗雷勒踏上了赴藏的旅途,二人于1715年6月20日抵達拉達克首府列城。德西德里和弗雷勒原來對西藏的概念比較模糊,只聽說安奪德等人曾在西藏傳過教,目前仍有卡普清修會傳教士在西藏,但不清楚西藏的具體位置。最后他們在從日土返回的當地人那里探聽到了衛藏的位置和卡普清修會傳教士在那里的一些活動情況。8月7日,兩人離開列城奔赴衛藏。他們的旅途道路崎嶇不平,自然地理條件十分惡劣。所幸他們遇到一位應召返回拉薩的蒙古王公的遺孀戛薩爾(Casal)同行,一路上得到她的大力幫助和照顧,減少了許多困難,最終于1716年3月18日抵達目的地拉薩。

      德西德里抵達拉薩時,原在拉薩的卡普清修會傳教士因給養無繼已撤離西藏,而弗雷勒也離開拉薩返回印度。孤身一人在拉薩的德西德里感到人地生疏,語言不通,必須通過拜會當地最高負責人,贈送禮物,取得好感,博得當局的支持,然后再利用當局的庇護、支持進行傳教。于是,他首先拜會當局。當時代表清朝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是受到清廷冊封的蒙古和碩特部首領拉藏汗。拉薩當局派出一名高級官員頓珠次仁接見了德西德里。當頓珠次仁詢問德西德里是什么職業,來自何處,為何而來等問題的時候,德西德里明確回答是來傳教的,他說:“我來自不僅有無數廣袤國家相隔,而且有寬闊大海相阻的遙遠地方;從西方到東方,從歐洲來到西藏。我的職務是神父,責任是指導別人將他們自己從謬誤中拯救出來,走上康莊大道,并以我們能夠進入天堂和永遠得到拯救來教導他們。這就是我唯一的職責……我進行這種長途和危險跋涉,從地球的一端到另一端,渡過許多大海,經過無數國家,僅僅是為了帶來福音之光,驅散遮住他們愚昧無知的黑云?!?/p>

      德西德里拜見拉藏汗后,也給予了同樣的答案。他的直白和誠懇贏得了拉藏汗及王室的尊重。德西德里還利用給拉藏汗及其大臣甘達扎西看病的機會,取得了他們的信任、支持和關照,其傳教工作也就這樣順利地開始了。

      他刻苦學習藏文,并用藏文寫了一些批駁藏傳佛教原理、宣傳基督教的書。

      德西德里花了大量時間鉆研藏文。他進步很快,過了一段時間就掌握了藏語和藏文,并能流暢地使用藏文寫作,運用自如地表達自己的思想了。他決定寫一本名為《黎明驅散黑暗預示旭日東升》的書,證明藏傳佛教關于任何教徒都能得到拯救的教義完全是虛假的,只有基督教才能引導他們進入天堂獲得拯救;只有在基督教中才能找到他們所渴望的人生幸福和永遠得到拯救的德行;指出和說明人們能夠從若干相反的宗教所存在的跡象和差別中識別真偽。1716年12月底,書稿完成,準備獻給拉藏汗。

      就在德西德里決定向藏傳佛教挑起一場理論上的“戰爭”之際,西藏政治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1716年準噶爾部入侵西藏,拉藏汗被殺。德西德里失去了支持者,不得不隱遁山南地區。后因耶穌會在與卡普清修會爭奪西藏傳教權中敗北,羅馬傳信部遂于1718年12月發布了要耶穌總會長召回該修會在西藏的傳教士的諭令。諭令于1721年4月傳抵拉薩,德西德里雖然心里不服,但在行動上又不能不執行。是年4月28日,德西德里不得不遺憾地撤離西藏。耶穌會重建西藏傳教會的希望破滅。

      在西藏的幾年里,德西德里潛心學習藏語文,通過親身經歷、耳聞目睹以及閱讀藏文書籍,全面了解了西藏的地貌、交通、山川、湖泊、氣候、物產、資源、城鎮、村落和政治制度、民情風俗、文化藝術、宗教等情況,通過發給教皇、耶穌會總會和其他一些神父的大量的報告、信函、游記,向西方人展示了這塊神奇土地上的獨特文化,其信息量之豐富令人驚訝,而且也比以前的傳教士更為準確。

      他的著作介紹了西藏的一般情況,詳細記述蒙古準噶爾部侵藏情況及藏傳佛教各方面情況。

      意大利人伯戴克將德西德里的數十件信函和報告,收入《赴西藏和尼泊爾的意大利傳教士文獻》第五冊中。伯戴克在其他幾冊里收入了德西德里用意大利文撰寫的詳細記載和論述他往返西藏的沿途情況與西藏各方面情況,特別是藏傳佛教情況的記事書,共四卷。菲力波·德·菲力畢將德西德里的四卷論述旅行情況和西藏情況的數種手稿,加以綜合,并對其中有些內容加以精簡,有的改寫成提要,有的加以刪除后譯成英文,編撰成《西藏紀事,1712—1721年耶穌會士畢斯托利的意波利托·德西德里的旅行》。德西德里對西藏各方面情況了解的廣度、深度,令西方后來許多學者大加贊嘆。

      (六)法國遣使會傳教士古伯察的活動

      由于西藏人民反對天主教傳教士的斗爭和耶穌會與卡普清修會在西藏傳教活動的失敗,盡管又有一些歐洲傳教士陸續來到西藏特別是拉薩,但他們均不敢暴露身份,更談不上傳教及興建教堂了。何況西藏地方當局對西方人已采取拒之門外的政策,歐洲人即使喬裝打扮也不太容易了。當然,也有一些成功者,有的有著作傳世,方為世人所曉。其中較著名的為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égisHuc)。

      1839年3月5日,古伯察一行三人啟程前往澳門。古伯察抵華之時,正是天主教傳播在中國最為困難的時期。1821年,清政府在《大清律》中明確規定: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任何人只要宣揚信仰、傳播天主教思想,就會受到流放,乃至凌遲之刑。1840年9月11日,古伯察的同門,在華傳教5年的教友董文學被清廷處死,這反而激發了古伯察傳教的熱情。1841年初,在澳門苦等差遣的古伯察終于獲得了他夢寐以求的機會,前往清朝最為偏遠的蒙古地區傳教。在蒙古地區開展了幾年傳教活動之后,1844年,古伯察與會友秦噶嘩神父(Gabet)一起喬裝打扮后,混在商人隊伍中,歷經曲折,終于在1846年初到達拉薩,但6個星期后即被清中央政府駐藏官員識破并逮捕,然后被驅逐出境。

      古伯察和秦噶嘩在清軍的押解下,回到了澳門。在澳門,他們一邊整理兩年來的資料,撰寫回憶錄,一邊竭力說服法國政府和羅馬教廷協助他們重返西藏。為此,秦噶嘩專程趕赴歐洲,試圖說服教廷資助他們重返西藏。在澳門等待秦噶嘩消息的古伯察,完成了回憶錄的整理,并起名《韃靼西藏旅行記》。該書記錄了他驚險而又有趣的經歷,不但多次再版,還被譯成中、英、日等多種文字,譯本也不斷再版,可見影響之大。

      秦噶嗶、古伯察之后,雖然有大批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們多次努力試圖進入西藏,但均未成功,他們最終選擇滯留川滇藏族地區開展了近百年的傳教活動,在傳播天主教的同時,對當地的文教衛生事業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的諸如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以及希臘羅馬的宗教和哲學領域的人文思想;同時他們學習藏語,研究藏地的習俗、歷史、宗教,品味欣賞西藏的藝術和文學,通過譯介,著書立說把西藏文化介紹到西方。盡管西方傳教士的游記、日記、札記和報告中包含有一些錯誤的東西和觀點,然而,其中更多的是有關西藏物質文化及政治、歷史、地理、宗教等方面的具體翔實的記載,因此成為西方藏學家了解和研究西藏文化的珍貴文獻。不管西方人是出于何種目的向西方介紹西藏文化的,的確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人投身于西藏文化的研究,在西方掀起了至今持續不斷的藏學熱浪。如何評價西方傳教士在西藏的傳教活動,仍值得深入探討。尤其是近代以來傳教士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西方國家殖民侵略我國的急先鋒,對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選編自張云主編《西藏歷史55講》(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一書,內容部分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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